去年第一次回中国，朱晓玫深受感动，“我终于认为，其实中国人是最听得懂巴赫的。”这次回国，她特地去西安、太原、贵阳等城市举办演奏会，甚至还想过去拉萨。她希望更多人听到巴赫，特别是中西部观众。
66岁的钢琴家朱晓玫，留着最朴素的旧式童花头，穿着深褐色中式绸缎外套，缓缓走上台，双手合十，鞠躬，在钢琴前坐下。在没有座位号的王府井天主教堂里，黑压压的听众超负荷地填满了室内的每一个缝隙。
10月13日，朱晓玫将她弹了一辈子的《哥德堡变奏曲》带到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当她在琴键上奏出柔和纯净的咏叹调主题，教堂空阔的拱顶将这琴音放大，复调音乐在空气中回旋缠绕，制造出完全不同于现代音乐厅的层次感与平衡度。这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史上的第十场教堂音乐会。
“教堂是给人们祷告的地方，很安静。我一走进教堂，就会不知不觉感受这种静的气氛，这对我帮助很大。我大概已经在25个国家的200多个教堂弹过《哥德堡变奏曲》。在我有生之年，在我退休之前，能在中国教堂弹这个曲子，真的很有意义。”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朱晓玫说，比起那些新建造的音乐厅舞台，她更喜欢在几十人的小场地演出，而教堂，则是她认为最适合演奏巴赫的场所，“巴赫的音乐就是教堂的产物”。
中国人最听得懂巴赫
去年，旅居法国30多年的朱晓玫第一次回中国演出，成为国内古典音乐圈热捧的“朱晓玫现象”。她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演奏会均是一票难求。有人通宵排队，有人从黄牛手中高价求购，哪怕主办方增开一场，演出票仍是迅速被秒杀一空。
这位蛰居海外的钢琴隐士，对于开演奏会的态度向来谨慎，回国又遭遇如此罕见的热情，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另一方面，朱晓玫看到中国听众对巴赫的热忱，又不免感触万分，“说老实话，几年前我不敢回中国开演奏会。我是弹巴赫的钢琴家，觉得中国人听巴赫大概时机不成熟，他们可能更接受浪漫派的东西。去年第一次回中国，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看到年轻人，他们非常open，想知道巴赫的音乐是怎么回事，想买唱片来听。在国外，顶级大师的音乐会过后，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张唱片签售出去。但我去年的音乐会，每一场过后都是签售出两三百张唱片，被年轻人抢走。”
她还记得，一个年轻女孩认真听完她的《哥德堡变奏曲》，默默抹着泪，还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写下音乐会后的感受。亲历过这些，她发现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年代，“我终于认为，其实中国人是最听得懂巴赫的。”第二次回国，她绕开大城市，特地去西安、太原、贵阳等城市举办演奏会，甚至还想过去拉萨。她希望更多人听到巴赫，特别是中西部观众。之所以把最后一站放在北京，全因喜欢教堂这个特殊的演出场地。
朱晓玫还像老一辈中国音乐家那样，习惯把巴赫称为“巴哈”。1954年，5岁的朱晓玫第一次弹巴赫的小步舞曲，“那时候特别喜欢巴赫，也不知道为什么。‘文革’的时候在张家口劳改农场干活，冬天没有暖气，为了取暖，就弹巴赫，弹琴可以活动手指。后来觉得，巴赫不但把身体暖了，把人的心都暖了。他的音乐像水和空气一样，非常平稳、平衡，又很深邃。巴赫不是大喜大怒的，他的音乐很有分寸感，有一种安静的喜悦。”
个头不高的朱晓玫，伸出手来，小小的一双，这曾是她学钢琴的短板。劳改期间，她把一架英国产的罗宾逊钢琴运到张家口，以巴赫的琴音慰藉内心。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余隆很佩服朱晓玫的经历，1980年，她为了能去洛杉矶音乐学院学琴，跑到香港打工两个月才买得起机票。初到洛杉矶，她在寄宿的美国人家里做保姆赚学费，也正是在这家人的钢琴前，她只有每天弹《哥德堡变奏曲》才不会被主人家反对，“所以天天弹，越弹越喜欢。”
朱晓玫把巴赫当做每日清晨的打坐，数十年如一日，每天练习，“哪怕肖邦那么伟大的钢琴家，每天早晨也会弹一遍巴赫的《平均律》。我一直认为巴赫不是一个宗教的作曲家，他是世界性的。我经常跟德国人开玩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一件事，巴赫其实是佛教徒。因为佛教追求的安静、平衡，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中找到。”
巴赫跟老子、庄子非常相似
按世俗标准来理解，朱晓玫并不是成功人士。66岁的她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婚姻，没有财产。她从美国闯荡到法国，一路颠沛，与世隔绝。直到41岁借钱凑了5万法郎，录制了一张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欧洲音乐界才逐渐发掘出这位隐世奇才。
她的坎坷经历和她在艺术上深厚的造诣，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但盛名之下，朱晓玫有些疲惫，名利对她而言，只是附属物。
她更愿意像过去那样，一间屋，一架琴，一张床，只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可以每天按自己的意愿练琴。她记得自己第一次上台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是在默默练习了五年之后，“台下只有几十个人，但还是紧张得发抖。”
很少开演奏会的朱晓玫，在欧洲同样是一票难求的礼遇。欧洲乐评人把她与钢琴大师古尔德相提并论，德国莱比锡唱片品牌Accentus希望为她录制全套巴赫，并且一直在拍摄她的纪录片。2014年6月21日，朱晓玫在德国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巴赫墓前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钢琴演奏家。
“这大概是我一生演奏生涯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感觉巴赫就在我的身边，中国人讲，到自己亲人墓前去讲一段话，去述说，去哭一哭，我就是这种感觉。当时弹完《哥德堡变奏曲》，我去父亲的墓前，跟他讲了一段话。到巴赫墓前弹，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告诉巴赫，他从来不认识中国人，但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他。”
朱晓玫在25个国家弹过《哥德堡变奏曲》，光是教堂就演奏了200多场。但所有这些演出，让她感觉真正成功的，能够以忘我的状态爆发出能量的，“只有两三场”。以她对艺术的精益求精，这种状态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罕有，当名声过盛时，她担心自己更难找到内心所向往的那种“音乐直接冲向观众”的微妙感受。
今年，朱晓玫第二次受邀参加德国莱比锡的巴赫音乐节，依旧是场上受瞩目的中国钢琴家。她不但担任第60届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还在夏季录制了全新的巴赫《创意曲》专辑。唱片公司希望她录制全套巴赫的愿望，在她看来是无法完成的。但她愿意录制《创意曲》，为孩子们留下她对巴赫最初期的认识。
来北京前，她在西安演奏了同样的曲目，音乐会后的签名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从体力上说，年近七旬的朱晓玫颇难承受这种强度。尽管去年的轰动让她成为话题，但她仍维持着“做一位普通钢琴演奏者”的心态。在王府井天主教堂的这场演出，或许将是她在国内舞台的最后一次亮相。
朱晓玫说，她66岁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弹到什么时候，虽然演奏会的数量注定越来越少，但她很想多来中国，为年轻人开课讲巴赫，“巴赫跟中国的老子、庄子是非常相似的。我想专讲巴赫的平均律，让不懂音乐的人和懂音乐的人一起听巴赫。我也想跟学琴的孩子们交流，我当初是怎么学琴，怎么理解西方音乐的。”
名与利无法带给她满足感。她的满足来自于听众，来自于她的音乐能打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我在国外经常给精神患者、老人、囚犯弹巴赫。有一次我去监狱弹琴，告诉他们，我准备弹10个变奏，因为巴赫很不容易听，如果你们能听得下去，我再弹。结果我一连弹了25个变奏，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听。这个经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连囚犯都可以在巴赫的音乐里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