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9日，余隆接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第236届院士的受聘证书。余隆以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身份入选院士。学院给予的评价是：余隆是领导中国最好的几个乐团活跃在世界舞台的文化大使，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分享东西方的演出与创意，并指挥过很多世界知名乐团。他在音乐教育上的远见与努力对古典音乐领域和现代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0年前，指挥家余隆四处奔走创立北京国际音乐节时，当然还没有这句网络流行语。
20年前，北京古典音乐市场还很小，然而余隆偏偏要“在沙漠里盖房子”。如今，这个“房子”逐渐垒砌成了一座“高楼”，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一个“配套设施完整的小区”。
说起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廿载光阴，太多故事，太多场景，太多回忆，以至于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只能从和余隆攀谈式的采访中，串起一丝丝线索，然后努力拼接出一部“沙漠高楼”成长记。
当然，这只是一个维度的讲述，不足以囊括全部，但至少能从中体察出余隆和他的团队，怎样在逐梦之路上跋涉前行。
“拓荒牛”
“有了职业化标准，就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关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诞生，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不乏类似这样文学意味浓厚的表述——
那是1997年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夜，33岁的余隆意气风发，从德国汉堡飞抵北京。那天晚上，他和三位朋友在一间地下室的小餐厅里，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周围，策划创办一个属于北京、也属于中国和世界的音乐节……
从一份仅有三页纸的创意报告，到一个音乐节的新鲜出炉，余隆和他的伙伴们其实只用了半年多时间。1998年3月，经文化部和北京市正式批复，北京国际音乐节鸣锣。余隆出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从音乐节的总体筹划、节目安排、对外联络、赞助拓展、媒体公关、合同签订，到演出期间长达数周千余人次的食宿、交通、接待，还有舞台装置、旅游观光等，都需要筹备。”尽管余隆轻描淡写，但其中艰难，并非常人所能想象。
时至今日，余隆最大的感慨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音乐节始终坚守一点，那就是追求简单，追求纯艺术化，不被商业化因素侵扰，“我们有一支专业、职业化的团队。心无旁骛，做纯粹的事情，才能持久化。如果总是面对商业的抉择和取舍，就不再是艺术的追求了。”
秉承这一理念，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菜单”，20年来在保证艺术品质的基础上，一次次领行业风气之先。
比如，在国内很多观众还把“理查·施特劳斯”混淆成“约翰·施特劳斯”时，曾一口气上演16部理查·施特劳斯的管弦乐作品和2部“高冷”歌剧，几乎囊括作曲家毕生创作精华。再如，引进瓦格纳歌剧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与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合作歌剧《帕西法尔》，让中国观众首次欣赏到舞台上只有一个演员、其他角色都用3D视频演出的3D迷你歌剧《湮灭》……
至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又把国际前沿沉浸式歌剧《小狐狸》引进来京，让中国观众见识到古老艺术形式的新玩法。记得那一晚演出结束时，观众久久未从沉浸式的新奇体验中抽身，在生活化的布景中拍照，与主演合影……
余隆也站在人群中，兴奋地看着身边的年轻人。突然，他叫住几个好朋友，“同行们都应该来看看这部剧！这才是未来歌剧发展的方向，如果只是重复演出旧有的东西，那有什么意义？！”
用余隆的话说，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以来都在做挑战性的工作，“现在的北京，艺术水准高的机构很多，但在20年前，我们就像是在沙漠里盖房子。北京国际音乐节这个品牌，作为中国交响乐史上的开拓者，让中国的古典音乐行业提前发展了20年。”
然而，知易行难，甘苦自知。“困难一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余隆不愿细聊，转而笑言：伤疤好了，谁还愿意再揭开来看？静默数秒，他接着说：“很多事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世界上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参考的。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最大的阻力，就是缺乏标准，建立标准很重要，有了职业化的标准，就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强迫症”
“我就是爱操心，很多人可以举重若轻，可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
于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余隆无疑是一位战略家，但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大管家。
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大的戏核是“音乐马拉松”，国内九大交响乐团轮番登台，从早演到晚，近10个小时。作为大轴登场的是由这九大交响乐团的首席、副首席全新组建的节日管弦乐团。在之前完成独奏任务的大提琴演奏家王健，临时起意，想要加入这支特殊的乐团，并且想要坐在最后一排谱台。闻此，余隆在后台千叮咛万嘱咐，“在谱台外档加一把椅子。”
“等会儿结束时，负责灯光的是谁？”舞台上，节日管弦乐团的成员正在调音，在上场口备场的余隆突然问了一句。得到肯定答案后，他抿了抿嘴，点了点头，又理了理金色的领带，然后拿起指挥棒，昂首走向舞台。
类似“操碎心”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今年音乐节筹备阶段，说到指挥大师梵志登的音乐会，工作人员正报流程，余隆一边听一边叮嘱：梵志登大师的肩膀受过伤，这次指挥歌剧《女武神》时间又很长，可以为他准备一些缓解疼痛的冰袋……
“我就是爱操心，强迫症就是这么养成的，很多人可以举重若轻，可我是个举轻若重的人。”余隆自言是“最不像指挥的指挥”，原本不该指挥操心的事他都忍不住要操心。
与其说这是“巨蟹男”余隆的性格特征，毋宁说是“成大事者必拘小节”。说起来，余隆的小细致，还解救过大危机。
那是在古典音乐圈广为流传的一件事。2001年，日本指挥家大贺典雄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突发意外晕倒，乐团正进行着的“柴五”骤然中断。当时正在场外谈工作的余隆，第一时间冲上舞台，让这场音乐会从大贺典雄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而原定由大贺典雄在隔天指挥的闭幕演出，则由指挥家张国勇救场，顺利完成。
很多人不知道，张国勇一开始就被余隆请来担任“备份指挥”。原来，大贺典雄坚持要在相邻的两场演出中，自驾飞机往返于北京和日本。直觉告诉余隆，得请一位备份指挥，以防万一。当时有人反对，认为他花那么多钱把大贺典雄请来，还要付备份指挥的酬劳。
“我真没想到大贺先生会晕倒！我只是觉得，大贺先生只有一个，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就要找人替他上场。”在余隆看来，这其实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我对每件事，都会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考虑进去。这么大的音乐节，突发性事件很多。大贺先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铁人”
“人一生中要面对太多竞争，必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人才有创造力”
采访余隆要抢时间，就像这次，是在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前，趁着他尚未进入“超忙时区”。
余隆的办公室，位于三里屯红街的一座写字楼里。墙上，悬挂着很多演出照，还有媒体报道，都装有精致的相框。它们记录着北京国际音乐节20年来值得铭记的人与事。一摞摞乐谱，摆在房间中央T字形的办公桌上，彰显着主人的职业特性。只有一瓶摆在桌上的“强力枇杷露”，显露出一丝“世俗气”。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风风火火推开门，余隆快步走了进来。约好了下午三点半的采访，转眼已过五点，余隆才从中国爱乐乐团的排练中赶过来。而在他的日程表上，晚上的开会约谈、第二天的排练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因为几乎没时间吃饭，余隆拿起桌上的甜品吃了几口。
这种忙碌，其实是常态。作为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余隆每年要操心三个乐团音乐季，要带着乐团进行国内外巡演，还要隔三差五地去为国外乐团担任客席指挥。而除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夏天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也是由他掌舵。
在助理眼中，余隆多年来一直是“魔鬼日程”：早起开会，上午排练，中午穿插电话会议，吃不上饭是常事；下午排练，晚上演出，演出后还有庆祝酒会或约人谈事；要是赶上国外演出，跨时区飞去飞回，根本没时间倒时差，落地就开工，每天都是连轴转……难怪有朋友感慨：余隆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就算在去机场或回家的车上，他也在开电话会议，或者看谱子。”助理说，“有时候就算在他身边，我也未必能插上话。”这话不夸张，就连余隆自己都说，“家里的狗都快不认识我了！”
其实，“铁人”也知道累，只是常常身不由己。或者说，他在高速的运转中，享受着职业带来的充实与满足、事业产生的价值与荣耀，“生活质量差，但生命质量高！”
而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总监涂松眼里，余隆就是一个以指挥气质统领全局的人，驾驶着音乐节的航船前行，“就像指挥和乐手在乐团里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余隆作为指挥，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全面的，而且是前沿的。”
或许就是因为眼观全局并身处前沿，余隆的创新意识格外强烈。从1992年破天荒发起北京新年音乐会，到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到2000年一手组建中国爱乐乐团……出生在黄浦江畔的余隆，把理想的种子一次次根植于北京这座城市，并陪着它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超越自己！人一生中要面对太多竞争，必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人才有创造力。”余隆说，“我觉得我20年前能在荒漠上盖房子，特别有想象力，但现在不行了，还得靠年轻人。年轻人有冲劲和勇气去创新，我一直在和他们互动，音乐节也一直在鼓励和扶持青年人。”
看着眼前的余隆，听着他的回顾与感慨，脑海中总是忍不住要去勾画一个“年轻时的余隆”。当初造就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余隆，不就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年轻吗？“当年我还‘青葱’呢，现在也变成大叔了。人生，又能有几个20年呢？”余隆笑叹。
时光，过处如洗。想起数年前采访余隆时他曾提到哲学家欧里庇得斯说过的一句话：“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首要的条件。”他说，他要加上一句——在一座著名的大都市奋斗，同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