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声音的世界，街头巷尾不断响起“农业重金属”，电视里层出不穷的各种“选秀”永远追寻着所谓“梦想”，公园，廉价商店门口不断鸣响的重低音，公园、绿地上中国大妈肆无忌惮的广场舞蹈，周杰伦在卖力耍着他的“双节棍”，这些声音以“音乐”的名义露出虚伪而狰狞的微笑。居伊•德波曾经预言在大众消费文化生产的景观社会中，当个人被景观捉弄得目眩神迷之时，“在景观社会里, 我们贩卖的是烤牛排的咝咝声而不是牛排，是形象而不是实物”。当音乐借助媒介的力量，以无可抵挡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听者沦为“沉默的大众”，音乐的概念和意义被消解，背后所剩余的声音表象则成为不断“伤害”我们耳朵（感知）和心灵（认知）的暴力。
一“我已经徘徊了很多年，抹灭了许多人的灵魂与信仰”
——枪炮与玫瑰（Guns N’ Roses）
“枪炮与玫瑰”乐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的音乐中充满了暴力，诸如死亡、血腥、性、战争等等，如此直接、极端、虚无，甚至有点肮脏，甚至乐队名称本身也包含着暴力的隐喻，与此类似的还有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德国战车（Rammstein）等。七十年代，在诺丁山目睹了英国战后最严重的种族暴动之后，四个年轻人成立了“冲击乐队（The Clash）”，他们高唱着“白色暴动，我想要暴动”（《白色暴动》，White Riot），“战争与恨，是我们仅有的东西”（《恨与战争》，Hate and War）等富含暴力信息的歌词，配合狂放的朋克音乐，向世界展现了他们的愤怒与反抗。至今，类似的暴力信息依旧广泛的存在于很多流行歌曲的歌词、MV之中，以无可抵御的方式，赤裸裸的向受众们传递着，进而影响到听者，尤其是青少年，引发他们的暴力动作，完成暴力信息从意象与符号向现实与行为的转换，构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音乐暴力。
“我们已经看到‘平静’的日常生活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暗示’的暴力……暴力和日常生活的平静是相互同质的，因为两者同样抽象且依靠同样的神话和符号存在”，波德里亚如是说。他认为包含在艺术、新闻、电影等形式中的暴力被舒适生活（丰盛社会）掩盖在自身实现之下，其特征是无目的和无对象，并引发了多种形式的混乱，包括了从破坏性（暴力、轻罪）到可传染的压抑性（疲劳、自杀、神经症）以及集体逃避现实的行为（吸毒、嬉皮士、非暴力）等。实际上，已有研究发现，长期接触类似暴力信息，会出现攻击行为增加、对于真实暴力生理唤起的减少、对暴力行为的冷漠情感反应、帮助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降低、作为暴力行为者所感知到的内疚减少等现象，被称为“暴力脱敏”，包括生理脱敏、情绪脱敏、行为脱敏和态度脱敏等多个层面。
作为一门听觉的艺术，音乐同其他媒介有所不同，电视、新闻、电影等媒介中的暴力信息往往是被转述和图景化了的暴力故事。因此，这些形式中的暴力可分成“真实的”和“幻想的”两种类型，真实暴力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如战争、骚乱、谋杀等；幻想暴力则指的是在一些娱乐性媒介，如电视，电影中存在的暴力场景，两种类型的暴力都呈现出直观、图像化的特征。“音乐具有吸引暴力的本质，同时可以重新将暴力疏导为制作音乐之能力，或者成为对某些团体或歌者的同类式、但非暴力的支援”。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区分为“能指”与“所指”，当我们将音乐放入语言的双重结构进行分析，发现音乐的能指与所指天然分离，音乐中的语意学系统为外加于声音之上。因此，音乐中的暴力信息更为抽象，也更加隐蔽。
尽管歌曲自古以来一直是最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也一直承载着语言学上的意义，但音乐内涵的确定要更为复杂，“虽然声音和音素一样，系由它和其他声音的关系决定其价值，但实则更为复杂：那关系乃深植于一种特定的文化；音乐信息的‘意义’表现在其运作方式，而非每一个声音原素并置的意义之中”。正因为音乐的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区分另一种类型的音乐暴力。如果我们将音乐（歌词）中包含暴力信息的类型称为“音乐中的暴力”（Violence in music），那另一种可称为“音乐伴随的暴力”（Violence accompany music）。
“音乐从古代开始就在仪式、神话和艺术中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音乐，政治和暴力》（Music, Politics, and Violence）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收录了九篇论文，学者们广泛的探讨了音乐在战争，政治、文化、宗教冲突等情境中的状况，例如对德国《新音乐杂志》在战争期间内容的分析；歌曲《莉莉•玛莲》在沙漠战争（Desert War，指的是二战期间的北非战役）中的言外之意；阿克1起义中的抗议歌曲等等。自古以来，在战争、冲突、起义等暴力事件中都伴随着音乐，从巴黎革命中的《马赛曲》、到斯大林保卫战中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再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左翼音乐运动等等，莫不是如此。尽管这些音乐中很多并不像音乐中的暴力那样直接包含语意意义上的暴力信息，但在这些暴力事件中，“音乐更像主动的经纪，而不是被动的艺术，我们可以去探索音乐如何与暴力紧紧的，并且有时不舒适的结合在一起”。这里，音乐的声音以其抽象的本质，无可言说的表述方式，以更为隐喻的方式接纳、掩藏、记忆了暴力信息，并成为暴力事件无可分割的伴随物。
二“充满焦虑的追寻失落的差异，所依循的却是弃绝差异的逻辑”
——贾克•阿达利
有学者将媒介暴力区分为三种类型：（1）媒介化的暴力，主要为内容暴力，即媒介所展现的内容包含暴力信息；（2）暴力化的媒介，主要为形式暴力，即大众传媒本身由于话语集权主义、传媒越权行为、强制传播等原因而产生的暴力侵害；（3）虚拟化暴力，主要指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化虚拟暴力，其特征为叠加了媒介化暴力和暴力化媒介。以此为依据，前述两种类型的音乐暴力：音乐中的暴力和音乐伴随的暴力，都是暴力信息以不同的方式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即暴力信息外在于音乐本身，声音作为材料，修饰或者隐喻的暴力的存在，可以对应于媒介化的暴力，当然，两者无法截然分开。而在当今世界，音乐是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流行音乐更以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为其本质特征。对应于暴力化的媒介，那么，最后一种音乐暴力可称为“音乐的暴力”（Violence of Music），即音乐本身所产生的暴力，也可被称为暴力化的音乐。
自2006年的超级女声开始，中国选秀节目经历了一轮轮进化，掀起了一次次全民的狂欢，使得“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于美好声音的所有渴望和激情，但是“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膨胀的摇滚；而杂耍般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歌’，注定了这个时代的声音是一个失去政治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从来没有如此饱满，也从未如此丰富，我们努力寻求着声音之间的差异，但却又被这些精致而缺乏内涵，多样却如此苍白的声音所胁迫，让构成传统音乐聆听特殊魅力的审美独创性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所以，选秀式的娱乐节目成为代码式的音乐事件，自我迷狂式的卡拉OK 成为典型意义的音乐行为。
“对于演唱者来说，它是这样一个矛盾物：一方面是迎奉，另一方面是强制。……卡拉OK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大众文化的精神本质：对大众趣味的迎奉和在迎奉中暗藏着某种精神上的强制性。”张闳如此描述卡拉OK的吊诡之处，他最后总结到：“在卡拉OK这个硕大无朋的胃囊里，任何音乐都可以囊括其中，经过夜间的糜烂与消化，排泄出来的是聒噪的声音渣滓”。在卡拉OK强化的节奏低音、被修饰的嗓音掩饰下，音乐作为艺术的差异性被完全摈弃，所剩下的仅是同一的声音样式的不断重复，这些具有“强制性”的“声音渣滓”伤害的不仅是音乐的灵魂，还消灭了演唱者的音乐之魂。
迎奉背后隐藏的是重复，“围绕我们周围的大量生产的音乐是一个工业产物”，大量重复意味着“意义的缺席”，而且“通过重复，流行的类型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么自己生活存在结构的组成部分，以至我们所听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以前的听觉”。声音记录方式和播放方式的出现，意味着音乐成为一种可以被贩卖的商品，使得自身沦为一种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复制品，在市场化的交换逻辑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下，“审美的如此变化，表明在消费逻辑的极度扩张中公众生存状态的时代变化：人们安然浸泡于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凝视之中，不再有精神和现实的分裂，因为公众不再需要灵魂和‘真理’，他们满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拉平一同、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不需要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在这种逻辑下，大众文化与观众一起“谋杀”了音乐作为艺术的差异性，所剩下的，只有单一的重复。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复制的音乐“潜入那日益扩大、欠缺意义与关系的空间，潜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这种音乐指涉了一个不需要旗帜也不需要象征的权利的存在”。音乐的悖论在于，只有声音可以抵达音乐之所以存在的音乐性，但无法关闭的耳朵使得声音成为最易于被重复和传播的艺术，不断的重复恰恰消解了音乐的音乐性。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中有太多重复，比如《最炫民族风》《小苹果》《江南style》等一系列所谓神曲的流行，这些声音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无所指向的能指，声音所承载的意义完全被阉割，甚至这些音乐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被复制，并以一种病毒般的方式侵入社会生活空间，无可抵御，无法逃避，无视你的需求与感官。尽管，人们在参与社会某个特定环境的同时不得不接受特定环境持有者们的宣传信息灌输，这是一种大众在社会环境中的参与规律，但对于参与者而言，隐含的强制性夹杂在了输出与接受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暴力的存在，但始终无法否认这种暴力的温柔强制力。
三“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我们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音乐暴力，尽管它们早已存在，例如贾克•阿达利认为噪音是一种暴力，而音乐在成为商品前是噪音的一种导引，如果噪音可以引发痛苦，是杀戮的拟像，那音乐同样是杀戮的拟像。音乐是权利的必要属物，它的暴力来自于具有强制性的仪式，例如中世纪宗教仪式中的音乐，和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中的音乐。但是我们应该更为关注现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音乐暴力。在美学领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的“无功利的合目的性”，消解了西方美学自康德以来的“感官鉴赏”与“理性鉴赏”的对立，与之相应的则是大众文化成为可能，但其最终的现实基础则是大众传媒的高度发展。“当代音乐将毁于激进的工具理性与功利理性。两者沆瀣一气，共同蹂躏着音乐的灵魂”。以工业化生产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与以消费为主要行为的功利理性合谋绑架了作为艺术的音乐，利用大众媒介使得音乐成为最早成为商品的艺术。
让•鲍德里亚用“内爆”来形容当代媒介的变化，视媒介为某种软性控制，在技术的伪饰下，媒介将思想转化为媒介的思想，而信息在传达过程中消解了自身，它不断生产意象、符号和代码，构造一个自主操纵日常生活的超真实王国，我们消费的就是这种经过切分、过滤和重新编码的现实世界。最后，媒介中的社会沦落为沉默的大众。在媒介化的现实中，大众备受“伤害”，他们深深意识到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需求与欲望，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沉默。D•凯尔纳在评价鲍德里亚时说“符号和信息的扩张，通过中性化和消除所有内容而涂抹意义，这一过程导致意义的坍塌以及媒介和现实之间界限的消失……它们只能‘内爆’为无意义的‘噪音’。”
“时间能够抹平记忆中的暴力，而生活中的暴力仍在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在我们身边潜伏着”。所以，也许我们现在不再聆听音乐，只是听见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