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余隆与戈蒂耶·卡普松在中国爱乐乐团2016-17乐季闭幕音乐会。
7月1日也是星标艺术家余隆大师的生日。尽管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师”，但对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践行作为一位音乐家的责任和使命。2017年初，《人物》杂志将他评为2016“年度面孔”，并且为他撰写了一篇采访报道，借这个机会，星标艺术与您再次分享，希望能让您更多地了解他在幕后的故事。
2016年10月9日，哈佛大学桑德斯剧场，余隆先生接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第236届院士的受聘证书。余隆以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指挥家的身份入选，学院给予的评价是——余隆是领导中国最好的几个乐团活跃在世界舞台的文化大使，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成为面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他在音乐教育上的远见与努力对古典音乐领域和现代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余隆很开心，于自己，这是「一个学术上很大的荣誉」，能和达尔文、丘吉尔、毕加索、爱因斯坦等先贤并列；于中国古典音乐，这是一份有足够分量的认可。他没时间停留细细感受这份荣誉，当天就登上了返京的飞机。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同一天开幕，全世界几十位优秀的艺术家、音乐节的工作人员都在等着他。
他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作为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每年得筹备3个大型音乐季，还要带着各个乐团进行国内外巡演，间隔去给其他国际著名乐团指挥。他的时间以分钟划分，行程表细致到车上、登机前后，安排得满满当当。过去几年，他甚至想不起有过特别的休息日，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他不能停下来。美籍华人作曲家陈怡与余隆相识18年，她印象中余隆在饭桌上永远拿着手机布置工作，脑子里全是项目策划的主意，「他似乎永远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余隆与文格洛夫、纽约爱乐乐团合作
从1992年创办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到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到2000年创办中国爱乐、带乐团出国巡演，余隆一直努力将中国的古典音乐与世界古典音乐接轨。过往24年，他邀请了众多国际一线音乐大师走进中国，小提琴演奏家艾萨克·斯特恩、指挥家瓦莱里·捷吉耶夫等都在其列。
同时，他率领乐团完成了欧洲巡演、美国巡演、丝绸之路巡演和世界巡演。2008年，他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出了《茉莉花》和莫扎特的《安魂曲》。这是中国乐团首次在梵蒂冈演出，被外界普遍视为文化破冰之旅。凭借快速上升的影响力，2009年，中国爱乐乐团被英国《留声机》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乐团」。
4个月前，由他策划的全球顶级小提琴比赛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顺利落幕。这是一个创举，全球顶级赛事中第一次有了中国作品，最关键的是，这项赛事上看到了中国标准的制定。
尽管中国古典音乐在世界古典音乐版图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但中国古典音乐起步晚，还未形成一种真正能被国际古典音乐圈认可的标准体系，而赛事是能最快速建立自己标准的方式。
余隆希望比赛命名为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小提琴比赛，为此，他跟艾萨克·斯特恩的家族反反复复沟通了两年。内部相关人员觉得犯不着，跟余隆建议，不行就叫上海小提琴比赛吧。余隆说不行，他有自己的考虑，国际顶级音乐赛事都以众所周知的音乐家来命名，像柴可夫斯基大赛、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等，以标杆人物为赛事命名能为打造一个国际性小提琴比赛奠定基石，而斯特恩既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也是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他在1979年的第一次中国行被拍摄成新闻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影响深远。20年后，斯特恩应余隆之邀参加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此后持续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栽培了包括小提琴家徐惟聆、大提琴家王健等在内的一批已成为乐坛中流砥柱的中国音乐家，并在把中国年轻音乐家推荐到世界舞台上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余隆觉得，赛事以斯特恩命名，既是对他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承，也是对他与中国之间友好情谊的延续。
余隆在斯特恩大赛上为多加金颁奖
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比赛曲目通常全部为外国作品，为传递中国文化，余隆坚持将《梁祝》纳入比赛规定曲目，「我们的诉求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比赛所以增加中国作品，我们是想所有选手关注世界作品，你不应该只锁定在中国古典音乐圈，你要关注世界各地所有形式的音乐。」同时，为了传递音乐家精神，余隆提出给此项比赛增加一个人文精神奖，以对那些致力于音乐教育和推动音乐活动的人物予以鼓励。
长达两年的推动和筹备后，2016年8月14日，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幕，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名小提琴专业选手报名申请了此次比赛。为全面考量选手水准，余隆在国际赛事的标准上增加了与室内乐团合作莫扎特协奏环节，并在莫扎特曲目比赛环节要求选手创作华彩片段（独奏者即兴创作）。跟其他国际顶级赛事持平的高额奖金、13位国际顶级评委以及完全透明的打分规则，让比赛收获了国内外业界的高度好评。
几乎所有世界级评委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这次比赛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一笔，更是世界音乐史上重要的一笔，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正在制定音乐比赛的国际标准。
标准、纪律、规矩是余隆喜欢反复提及的词语，他深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艺术标准有根线在那儿，」余隆右手往下划了半拍，语气一沉，「这样下去就没底线了。」在他看来，当今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最大的阻力，就是缺乏标准和自我约束，「建立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团队内部，余隆推行准军事化管理方式，主张权责分明。他习惯给所有事定个规矩，大到人员考核、乐团艺术水准，小到乐队人员舞台着装、国外巡演期间须给服务员小费、迟到要交罚款、排练时禁止吃喝等等。他是规矩的守护者，唯一一次破例，排练期间他手机铃响，被罚款200元。他把这张罚单收据用镜框裱起来挂在办公室里，以此提醒自己和团队，「必须照章程办事。」
中国的很多乐团，受大环境影响，自我生存艰难，为一场商演放弃音乐季或者正常演出都是常事。余隆有时候看着很着急，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全国乐团论坛交流会上，对着台下180位乐团管理人员，他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标准，大到艺术标准，小到音乐季流程标准，更提出了「大团大做、小团小做」，哪怕一年只办一场，也要按照职业标准去做，认认真真做好排练及演出工作。
他知道遵守标准并非易事，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意识，他只要逮着机会，就跟人念叨。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调侃，余隆就像拿着个紧箍咒，给别人和自己不停地灌输标准的重要性，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将就。「自我要求是一种引导，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需要引导，迎合是往下走的事情。」余隆坐在凳子上，语重心长地跟《人物》记者强调，「人不能怎么舒服怎么来。」
20多年来，余隆一直试图将国外古典音乐的标准体系带回中国，从新年音乐会到国际音乐节，到几大乐团的改制。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10多年的常客，资深乐评人柯辉觉得余隆对音乐节的标准越来越高，理念开始转向「引领审美方向」，不再像早年邀请嘉宾，多半是中国人最想听的艺术家。比如2016年的《湮灭》，这是这部作品在亚洲舞台的第一次亮相，余隆将之称为「当代艺术的风向标」。该剧是荷兰鬼才导演米歇尔·范德阿创作的3D迷你歌剧，舞台上只有一个演员，其他角色都用3D视频演出。
余隆在2016年第1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在陈怡看来，余隆带领的北京国际音乐节18年来一直在尝试创新，引导与推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陈怡的丈夫、著名作曲家周龙也跟余隆有过多次合作，2010年，他作曲的英语歌剧《白蛇传》，由北京国际音乐节与波士顿歌剧院联合委约制作推出，反响热烈，周龙以此收获了第95届普利策创作界奖项的「最佳音乐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国际奖项的华裔音乐家。「北京国际音乐节很有远见地鼓励新观念与新创作，余隆的业绩与影响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具有代表性。」陈怡在邮件里回复《人物》记者。
北京国际音乐节流程体系也完全国际化，从提前两三年筹备、嘉宾邀请、节目筛选、彩排，`到宣传与售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操办流程。「现在都能提前一年看到音乐节的名单，以前国内音乐节临时取消、更改都是常事。」柯辉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强调，在中国这算一大进步，「这样买票的观众才能信任你，你才能培养观众。」
余隆说不清自己对标准的执念起于何时，他更确信这是一种被阅历慢慢打磨出来的思维体系，既与古典音乐要求传承相关，也与德国学习经历脱不开关系，常年累月的指挥工作——一种事先需要严密逻辑思考的工种，亦让他对标准越来越有了敬畏感，「你会去思考、反省，要求自己对每件事情要做对的事情，每件事情要做一个合理的事情。」
国际标准里，一个好的乐团要有自己的音乐季、巡演安排和艺术普及教育计划。按照这个标准，余隆所带领的乐团每年都有定期的音乐季巡演、艺术普及和教育计划。为了给中国培养未来的职业化乐团人才，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于两年前成立了标准制式的乐队学院，2016年第一批毕业的乐队学员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他总跟身边的年轻人念叨，你们要赶快成长起来。
这些是余隆对中国古典音乐最大的贡献——给中国的古典音乐领域搭建起了一个基本标准体系，加快了中国交响乐团职业化的进程。
文｜李天波
编辑｜季艺
摄影｜高远
（本文节选自“人物”微信号，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