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龙，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演奏员、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竹笛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竹笛学会会长、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华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江淮笛文化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国巴乌葫芦丝委员会常务理事。
Q是怎样的一种经历让您这么多年一直专注于民族管弦乐？
我出生在上海的音乐世家，我父亲是从事西洋管弦乐，解放以前在上海的管弦乐界可以说声名显赫，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那时候我父亲在上海管弦乐团，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会来我家举行沙龙，从小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希望我继承他的衣钵，继续从事学习西洋管弦乐，但是小时候我对管弦乐器并不感兴趣，相反的是对中国传统的笛子很是喜欢，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就只能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练习。
当时不像现在对乐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也没有什么理想，只是单纯的喜欢，就是凭着这份喜欢和热情我走到了现在，包括后来下放到农村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学习笛子，这应该就是一种信念吧。
Q您曾经在陆春龄先生门下学习，陆老对您之后的音乐道路产生了什么影响？
陆老可以说是影响我一生的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把我带到陆老家中，陆老一看到我就说：“这个小孩我在少年宫见过，笛子吹的不错”，后来陆老就带我去了上海民族乐团，当时上海民族乐团的已经有一批很优秀的演奏家了，而我只是个小学生，但是陆老对我的教育丝毫没有懈怠，相反对我是悉心教导，直到我后来下放到农村，陆老还叮嘱我不要放弃对笛子的练习，直到现在陆老当时的谆谆教诲也是历历在目。陆老的教导，让我受益终生。
Q您是中国“南派”笛子艺术代表人物，您是如何看待将音乐分成“南派”和“北派”？
不光是笛子界，还有很多乐器也有“南北派”之分。但是就现在的观点和专业角度来说，已经不这样去称谓了。因为中国笛子虽然历史悠久，但真正单独进入舞台表演的时间并不长，在以前更多的是作为戏曲的伴奏出现在舞台之中的。真正的“南派”和“北派”的划分应该是出现在建国后六十年代初。
“北派”笛子曲风以粗狂著称，“南派”曲风则以甜美为代表，这跟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中国笛子发展到现在，很多演奏家都认为，不能因为南北派风格各异,而各存门户之见,闭关自守,将自己的技术训练限制在狭小的框架中.我们应当把南派、北派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要学习南派演奏风格的讲究音色、气息控制运用技术和灵活流利的指法,也要学习北派的叉口滑音技术和用舌技术等。我们更应当放宽视野，把前人积累的经验继承发扬下去。
Q您曾经受邀出访过很多国家及著名音乐厅演出，并获得过第七届亚洲国际音乐最高奖——“优秀表演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是不是对您之后的音乐生涯有很大的意义？
当时中苏关系僵硬，国际政治环境恶劣，国内十年动荡也刚刚结束，当时文化部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五个省各抽调一位音乐家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去参加初选，我有幸代表安徽去参加，当时只是简单的录制了一曲，一个月之后通知我们入选了，可以去参加亚洲国际音乐节，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即激动又紧张。但是我知道，只要走出国门了，那就不是代表自己，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祖国的形象。
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高，开幕式上我们的领队都不能上主席台。获奖之后我们憋在心里的一口气才缓了过来，没给祖国丢脸。可以说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奖杯了，更多的是一个中国音乐家走向世界，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
Q前不久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与安徽省九华山投资开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您对九华山印象如何？您觉得民乐跟禅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
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也是地藏王菩萨道场，人杰地灵。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中国民族音乐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几千年以来，佛教音乐中使用的很多器械就是现在很多民乐团使用的器械。在佛教中，禅学和禅修都离不开民乐的的氛围渲染，而很多民乐曲目，也产生于佛家经典，例如《琅琊神韵》，而且在民乐的演奏中，也要求演奏者心要静，这跟禅修也是不谋而合，所以禅修跟民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相互交融，不可分离。
后记：在这次采访中，陈老师从言语中透露出来的对中国民乐喜爱，以及对恩师、对祖国浓厚的感情，让小编为之动容。陈老师语言诙谐幽默，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民乐大家的架子，让这次谈话在愉快的环境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