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黄芹）
黄芹是维也纳青年指挥家，在维也纳留学十多年，站在音乐世界最巅峰的盛典中，她最初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个指挥家。
从中国到维也纳8000公里，坐飞机20多个小时，一张5000元的机票。
山长水远的距离，并不能阻隔黄芹的脚步。
2002年，年仅20岁的黄芹揣着5000美金独自来到维也纳。
“指挥家”黄芹在维也纳
初次见到黄芹老师是在广州一个炎热的午后，她来到乐度接受采访。一席樱桃红长裙，过耳短发，背着卡其色挎包，踩着黑色高跟鞋，整个人瘦削白皙，嘴角带笑，看起来和现在的90后无异，难以相信她已在维也纳求学十多年，成为维也纳superar童声合唱团的指挥。
黄芹告诉记者，在维也纳她的一天通常是这样过的：早上9:00—12:00去合唱团排练，与superar合唱团的“小魔怪”们集训，中午去吃个意粉或味道不正宗的中式快餐，小睡一会，下午14:30—16:00继续排练 ，晚上19:00—21:30会接一些私活，给维也纳21区合唱团或一些大学生上合唱课，21:30下课后通常还要备课。满满的行程表使日子变得忙碌、充实、简单，她很享受这种状态。
（黄芹在和superar童声合唱团集训）
今年暑假7月7日，黄芹买了机票，从维也纳飞回广州，参加内地、及港澳台的合唱团文化交流活动，不论是媒体还是其他艺术家，都称呼黄芹为青年指挥家。虽然不论作曲还是指挥，黄芹早已在维也纳获过无数奖项和美誉，但“指挥家”这个光环对她来说，仍是始料未及的。即使放在7年前，已经踏入维也纳深造数年，黄芹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个指挥家。
借5000美金飞往“艺术殿堂”
黄芹从小就有艺术天赋，1年级在广州东山区少年宫学习舞蹈，三年级被老师发现她音准不错，就把她选进了小云雀合唱团，跟随徐瑞祺指挥和李明信指挥遨游合唱的海洋。除此，黄芹也弹得一手好琴，初、高中时校内只要有她去参加的钢琴比赛，第一名都是她包揽。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弹琴，一边参加合唱团的状态持续到她18岁。
高考后，黄芹考进星海音乐学院，专心修习“音乐学”。一年后的2002年，奥地利的舒伯特音乐学院和海顿音乐学院同时来星海招生，黄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舒伯特音乐学院的声乐和钢琴。不久，她就接到了舒伯特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
“这无疑是巨大的喜讯，能到世界的艺术殿堂中去，是多少音乐人梦寐以求的呀！”回想当初，黄芹语气里仍有一股对维也纳的渴望。
可黄芹的父亲并不支持，毕竟，黄芹是家里独生女，很希望她能留在父母身边成长，父亲也难以想像一个女孩在国外独自生存，遭遇多大困难。况且留学的费用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黄芹追求音乐的梦想很执着，给家里的态度就是非去不可，至于不支持的父亲，她也不硬来，就想着慢慢用诚意打动他。有留学背景的堂姐不忍心黄芹好不容易考上的留学机会溜掉，就借了5000美金给黄芹去维也纳留学。
2002年3月4日，黄芹抵达世界“艺术殿堂”——维也纳。
或许是那天的心情很好，即使刚经过几十小时的奔波，从几千英尺的高空着地，黄芹依旧在当天拍了一张照，照片中的她身着紫色毛衣和浆洗得笔挺的牛仔裤，坐在小床上，双手撑着膝盖冲着镜头笑，地上放着黑色的行李包。
德语、课程和生活
隔着8000公里的距离想象艺术殿堂，可以是唯美的、浪漫的、高雅的。但在这里生活下去，首先要面临的是与人沟通和温饱的问题。
初到维也纳，不论生活习惯、饮食、还是语言，黄芹都极不适应。可以将就着吃，将就着住，但是语言不通就要将就着上课，这违背了黄芹来维也纳进修的初衷。在学校的德语基础班学了半年才学会“你好”、“谢谢”、“再见”这些基本用语的黄芹，果断向朋友求助，通过介绍进入一个德语提高班，慢慢把德语学会。
因为国籍肤色的不同，黄芹在维也纳也遭遇过歧视。庆幸的是欧洲人属于外冷内热的，当她慢慢和周围的同学、老师熟悉，诚恳的态度获得大家的认同，努力学习的坚持和一定的音乐天赋也“镇住”了这群“外国人”，这些外冷内热的人们脱下冰冷的面具，热情真诚对待黄芹。如今，很多当地人成了黄芹的朋友、家人。
主动学习是黄芹在维也纳学会的，她从不认为到国外念书，自己买个菜、做个饭、洗个衣，一个人住就是独立了。真正的独立是在思想和思维上。
上钢琴课，老师喜欢在课程结束后问：还有什么问题吗？黄芹觉得很奇怪，不是课上都讲了吗，怎么会有问题。持续几堂课这样后，黄芹开始不安。晚上睡觉前，她努力想出一个问题，要到第二天的钢琴课上问。第一次提问过后，渐渐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后来的钢琴课演变成老师讲半节课，黄芹问半节课。
到舒伯特音乐学院学习一年后，黄芹想进入更高的学府——报考维也纳国立音乐与艺术造型大学（Universität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Wien 以下简称“国立大学”）。于是她开始进行 “大撒网”式的报考，把想学的科目都报了，以便为之后的求学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课程。这一次大撒网，是后来捕获大鱼的绝佳准备。
（2005年，黄芹在维也纳市中心公园前）
从打“散工”到“钢琴伴奏”
到维也纳求学一年后，黄芹的5000美金教育资金花光了。怎么生存下去，是一个问题。严歌苓说过：人活在世上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生存，一种是生活。那段求生存的时间对黄芹来说很难熬，当初来留学时，就打算自己挣生活费，按当初家里的说法，在维也纳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就打电话叫堂姐给她寄一张机票，回国。但那时，黄芹已经同时考上维也纳市立音乐学院（Konservatorium Wien 以下简称“市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她的音乐道路还很长，不想中途放弃。所以，黄芹一边努力每学期都拿到全额奖学金抵免学费，一边打工，赚取生活费。然而维也纳明令禁止留学生边打工边读书，黄芹只得到一些肯请留学生的地方打 “散工”。
到华人餐馆去倒果汁，去路边发传单，在商场做食物促销员……为了赚生活费，黄芹做过很多兼职。一天过后，往往腰酸背痛。这种半工读的状态持续了大半年，跟随生活费而来的还有过劳受损的健康和下滑的成绩。黄芹深刻认识到，打工和艺术不能并行，要想方法找既适合课程，又能赚钱的兼职。于是黄芹印了很多小广告在大学里面粘贴，说自己可以教授钢琴，有兴趣的私聊。一开始仅招募到一两个学生，教学效果获得学生们的肯定后，来找黄芹授课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些打工收入支持着黄芹同时在市立大学和国立大学学习。
一天，黄芹还在教学生弹钢琴，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当时维也纳16区合唱团团长，看到她的小广告问：你会教钢琴，应该也会弹钢琴吧，不如来给合唱团做钢琴伴奏。
于是黄芹在维也纳迎来第一份与合唱有关的工作。生活开支的难题，随着奥地利政府政策的放宽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迎刃而解。
（黄芹在指挥维也纳大学交响乐团和合唱团）
人生第一支指挥棒
黄芹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总会在人生需要转折的时候遇到贵人。
第一个贵人是舒伯特音乐学院的Stefan Kallin 教授。当时黄芹学的是钢琴和声乐，Stefan Kallin教授是钢琴系主任。他跟黄芹说：一听你弹钢琴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作曲和指挥的天赋。他鼓励黄芹去考国立大学的作曲和指挥。Stefan Kallin教授帮忙修改了黄芹作的第一首曲子，也送给黄芹人生中第一支指挥棒。这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黄芹同时考上维也纳市立大学与国立大学。
第二个贵人是Alois Glassner 教授，当时黄芹在国立大学同时修读作曲和钢琴音乐教育两个专业，这位教授辅导黄芹合唱指挥的科目。Alois Glassner 教授第一次看黄芹指挥就说黄芹天生应该做指挥。可当时黄芹考的指挥还没有出录取结果，她便没有往这方面发展。但Alois Glassner 教授在她的耳边坚持不懈叨念了3年。他告诉黄芹，一次没考上不算什么，可以第二次报考，反正多考一次，没什么损失。
渐渐地，钢琴、合唱、作曲都不能满足黄芹。
2008年，黄芹正式就读于维也纳国立大学的指挥系。小时候在小云雀合唱团学习的经历在那时显得弥足珍贵。在合唱团待的那段日子，为黄芹学习指挥尤其是合唱指挥，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不论是合唱团的结构还是合唱的流程、训练，黄芹都了熟于心。
对黄芹而言，在维也纳最开心的事就是遇到很多贵人帮助她成长，“还有就是在欧洲，在维也纳这块艺术的土壤里，我竟然能如鱼得水。”
（黄芹维也维也纳国立音乐与艺术造型大学毕业照）
指挥就像“脱光”的人站在台上
（黄芹在指挥superar童声合唱团演出）
“生活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深意，艺术的路不那么好走。会有崎岖会有弯路，但终会抵达。就努力走下去吧。就像当初没想到会留学，没想到自己会学指挥一样。”黄芹对如今女指挥家的身份看成是生活的安排。
苏格拉底说：当你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快乐将不期而至。这或许就是对黄芹最贴切的形容。
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认为指挥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进入佳境时，会完全忘记自己是在做什么。对黄芹而言，指挥是一种灵魂的交流。一个指挥跟合唱团的关系，就是磁和铁的关系，你是什么样的磁，就会吸引什么样的铁。
“指挥，就像一个脱光衣服的人站在台上。”黄芹觉得指挥不仅是合唱团的统筹，也在接受听众和合唱团的监督，跟一个脱光衣服的人并无两样。对此次表演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练习得很好，合唱团的成员能感觉得到，观众也看得到。指挥就是一个合唱团的统筹，要在登台表演前一天设想第二天发生的情况，包括合唱时指挥的强弱、力度和肢体情感的表达。
当指挥并不如台前那么风光，大多时候指挥是很苦闷的。黄芹在做合唱团指挥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练习，平时可能跟合唱团练习两三个小时，登台表演一个小时。但是平时在家，黄芹往往要练十几个小时。维也纳国立大学指挥系的总谱视奏教授跟黄芹说过：一个指挥的知识面应该是整个乐队（合唱团）的总和，这样才能让大家服你。所以，黄芹平时尽可能地最有效利用下课的时间，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维也纳是我第二故乡”
到维也纳一年后的冬天，黄芹第一次从维也纳飞回广州。
因为忙着学语言，学音乐，迎接新的挑战，开始时黄芹并没有很想家。只有当生病难过时，想念才会涌现。开始几年，回家的频率是两三年一次。3年后，在维也纳的生活稳定下来，想念得以挣脱生存的牢笼，愈加强烈。此后回广州变为一年一次。
（黄芹在弹钢琴）
“父母在那边，自己在这边”的状态持续到现在，黄芹依然没有改变。“这不仅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很多留学生都对把父母接来国外生活有顾虑。我现在因为还没有成家，个人生活状态没完全稳定，也受当地法律的限制，暂时无法把父母接来维也纳，就暂时让二老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广州，和亲戚朋友们在一起吧。”
至于未来，“把它交给命运来安排吧。我会以我个人的方式，尽全力对父母尽孝道的。”
2013年，黄芹加入了维也纳男童旗下的“Superar”国家教育协会并担任其童声合唱指挥。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并挣到一份稳定的收入，黄芹开始渐渐喜欢维也纳，喜欢“superar”。 在合唱团，黄芹能表达最真实的自己，维也纳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强烈地吸引着黄芹，而这在国内是有所限制的。黄芹很感激在维也纳自己能学会独立，找到最真实的自己，让她的心灵释放。而且13年的求学生涯也让黄芹在维也纳当地拥有很好的朋友，如同家人。
心安即归处，维也纳成了黄芹心目中的第二故乡。
“那您什么时候回维也纳？”
“8月31日的飞机。在回广州时，我已经买好了返程的票。”
“我已经嫁给了音乐”
工作以后，黄芹10个月待在维也纳，2个月待在广州。寒暑假黄芹都会回广州参加一些合唱交流活动。给国内合唱团的小伙伴们讲课，把维也纳先进的教学理念回来。若有国内的合唱团到维也纳来，黄芹就利用当地资源，让他们与当地的合唱团一起交流演绎，做一种民间的面对面交流。
记者：“对于家庭和工作，接下来几年您有什么打算吗？”
黄芹笑道：“找个人嫁了……开玩笑的。我已经嫁给了音乐，不会寂寞了。相信一切自有安排，随遇而安就好，不想因为世俗利益或年龄压力去做“交易式婚姻”。接下来几年，应该是想取得一些突破，去美国和北欧各国看看，开阔眼界。当然，带一支按自己理念组成的合唱团回国演唱、交流，多写些合唱作品，是我努力的方向，也是我未来3—5年的目标。”
（黄芹和其组建的维也纳国际交流室内乐合唱团的团员们）
“你最想对现在要出国读音乐深造的孩子说什么？”
黄芹想了会，回答：“要努力，要尝试，不要放弃，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还有学艺术也不一定非得获得什么奖项，成功。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